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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据《产品质量法》，主要落实生产（加工）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对食品、农产品及投入品质量安全进行监督检查和市场强制检验。

5.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四是根据宪法的政治架构和法治原则，依法处理好人大与司法、政法委与司法、媒体与司法、公众与司法以及公、检、法之间的关系，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加强法治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仍是一项艰巨任务。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待不断完善，立法质量需要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和全局着眼，高屋建瓴、言简意赅地对过去五年民主法治建设成就做出了评价，并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目标。五是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立法理论，推进法典化立法，统筹制定法律与修改法律，全面推行立法后评估，保证立法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相适应、相协调。二是认为近年来法治建设是进一步、退两步，与改革开放前20年法治建设进两步、退一步的状况相比，形成明显反差。

三是进一步加强社会立法、文化立法和权利保障立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容更加丰富、布局更加合理、体系更加完整。3.继续推进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易言之，这些规律无论是德国法学方法论还是日本的民法解释学，以及我国继受这两国的法学方法都适用。

这一体系中的不同权属之间应有不同的关系（上位阶对下位阶的授权），以使在其基础上产生的各项规则和决定能够构成一个无冲突且有效的秩序体系。[23]但这只是提到了问题的本质，并不很完美。通常这种含义的变迁应当局限在法律规则的涵义空间及立法目的之外的空间内，但随着适用时间与颁布时间间隔的拉长，法官所受的约束就越小，因为法律总是规范当下的现实生活的，现实有效的法效力的合法性并非立足过去，而是立足于现在[19]，即立足于当下具有多数公认力的正义观。相对于国家法、法官法，爱氏更强调生活中的法即所谓活法。

每种法学方法论实际上都取决于其对法的理解[8]。[7]本节参考了雷磊《开放社会中的个案公正——齐佩里乌斯法学方法探析》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12年2期，第28—35页。

所谓自由探究，指应摆脫实在的权威，不受法典的拘束。这种关于法源和法学方法论的新学说，得到比较法学者EdouardLambert及公法学者MauriceHauriou等人的支持，导致了法学方法论的根本性变革。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第59—62页。但考夫曼认为，阿列克西的理论是纯粹形而上学的理论，他指出：罗伯特.阿列克西创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论证规则和优先规则。

爱氏在该著作中，批判概念法学的成文法至上主义和法典完美无缺等观念，强调法律每因立法者的疏忽而未预见，或因情势变更而必然发生许多漏洞。其三，从属的命令补充。属概念外延的案例，则以类推式的归类方法加以适用。针对从来的学说否定判例为法源的倾向，认为判例具有发现社会生活中生成的法规范的法创造的机能，主张判例作为法源的地位。

现今日本民法解释学如前所述，一方面有平井宜雄在批评利益衡量论的基础上从议论（论证）角度的回归，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从比较法角度，对比德国法学方法论探讨日本今后发展方向，以及从对照日本、美国法学发展基础出发，检讨日本民法解释学的，总之，在日本形成利益衡量基础上正在萌发新一轮的民法解释方法论的探索，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将是日本民法解释学发展的趋势。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价值导向，使法官的裁决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统一，这就要求司法裁判者在与法律规范的交流中，需要促成法律和亊实的结合，其尊崇的价值观念与立法者的旨意一致，在民众普适化的道德观念基础上进行价值考量，使裁决符合当事人的正义价值诉求，从而达到息纷止争的和谐目的。

而利益法学则主张采从属的命令补充，即承认法官有从属的价值认定的命令补充的权能。阿列克西是许多规范性法律论证理论的倡导者中最具代表性的，他认为法律辨论主要涉及法律决策的证成。

在德国，法律欠缺论形成的同时，为了给法官造法划淸界限，还有犹如立柱般的学说是立法者意思说。同时，这种方法论具有使得评价成为可以操作的工具，但自身也难以保证解决的妥当性。法院的程序不是无控制的，参与人受法律，也受有缺陷的法律约束，程序不可能被推至无限延续。对此，爱尔里希在《法社会学的基础》一书中，加以批判。与此相对，利益法学承认法的欠缺，通过不是盲从而是顺从历史上立法者对利益冲突的立法意思来弥补欠缺。作为选择的决定标准是立法者给予的意思。

明治末期、大正初期（20世纪初叶），自由法论被介绍到日本时，曾经有过主张立法者意思说来反对自由法论的立场。社会法学派认为，法律不应当或不仅是规定于纸面的条文，而应当是事实上贯彻于社会生活中的规范（如庞德）或本身存在于社会实践关系中的事实（如埃利希）。

在这样的法律观、裁判观之下，必然产生理论崇拜、逻辑支配。它既反对概念法学，也反对自由法学。

4．利益法学与其他学说的区别赫克认为，他所倡导的利益法学与其他学说的区别在于，利益法学运用利益概念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概念作为方法论上的辅助概念。即使对法解释、法欠缺补充的各阶段加以区分，但解释和补充并非完全不同作业。

对于作为法律上各种命令的基础的诸生活利益、生活理想，必须依立法者的价值判断。这是因为法律的概念技术常常把个别的法律规则撕成法律思想的碎片[11]，而在裁判时则需要还原出一个确立或改变权利义务关系的完整法律规则。作为科学的自由探究的基础的客观要素，包括两种：其一，从人类理性和良心吸取的要素，如正义、事物的本性、衡平。因为此时实现正义的考量比要求严格遵守字面含义的分权与安定性的考虑更为重要。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而写成。由此得出结论：即使最好的法律，也存在漏洞。

（七）类型思维理论困境及应对：法官的主观诚信类型一词最早来自于希腊语，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德国被广泛使用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29]PhilippHeck：《利益法学》，津田利治译，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1985年版，第53页。

其二，法院判例适应时代的要求，创造了诸如权利滥用的禁止、无生物责任等新的法理和判例法制度。7．法律漏洞与法官利益法学认为，法律包括两种类型的规定：其一，硬直性的规定。

对德国比较热衷研究的法欠缺论日本研究的并不很多，即使有的话所持观点与德国也有很大差别。使类推适用方法获得了新的理论基础，得到广泛运用。然而，司法实践中面对复杂疑难案件，在什么情况下釆用德国法学方法，什么情况下适用日本民法解释学方法并无定论，法学界相关理论赤贫，实务界一些法官自然显得鲁莽。到19世纪后期，已成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共同现象，对于普通法系如英美等国也有相当影响。

其二，由于现代社会之法律关系极为复杂，须由通晓法律技术之法律家担负发现法律的任务。至上世纪30年代，利益法学在德国私法中取得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纳粹的压迫，二战后又复活。

5．利益基础赫克认为，法律上各种命令，其本身是诸利益的产物，各种法律均存在此利益基础。而精炼了利益法学的评价法学认为，重要的不是立法者的优先利益而是立法者进行的对利益的评价。

作为德国通说的法律解释方法论是以拉伦茨为代表的。甚或法律有漏洞时，亦可通过理论构成的方法加以解决，将利益衡量隐藏在逻辑的外衣之下。